突围法则·产业明星化与社会公知化

三十年后，“喜闻乐见”的娱乐明星登场，纯文学与艺术逐渐边缘化，唯有在拍场爆出的成交天价、由小说改编电影的过亿票房获得媒体聚焦的橄榄枝。

郭敬明概括得好，这是一个小时代。在小时代里，郭敬明的哲学是“歌者当歌，有人瞩目就别管大时代小时代”，也有艺术家如徐累，在他所称的“文化低谷”中一直做错题，直到时代发现了他。

文学与艺术，从同根生到各自为营的名利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人妥协了，有人仍在坚守……

进入新世纪，文学再度以一个群体性面貌呈现在大众眼前的，或许就是由《萌芽》发起的新概念捧红的80后作家了。

90年代中期，在文学刊物纷纷停刊的状况下，由巴金创刊的《萌芽》也遭遇着市场的碰壁。《萌芽》曾在80年代最高发行达34万册，而在1995年发行量仅有1万册，在作家、《萌芽》编辑赵丽宏看来，时任上海作协领导的赵长天接任《萌芽》主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赵长天准确地将一本定位于中青作家的纯文学刊物改为面向青少年市场，并于1999年举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此举让《萌芽》在文学没落的年代得以中兴。而从第一届新概念走出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文坛媒体和文学畅销榜上，只不过三人的成长路线不同，也恰恰象征着文学的三种命运——公知影响力带文学、产业明星化和专业文学路线。

15年过去，今天三人的百度百科介绍，除了作家身份外，还有一个共同身份是主编。韩寒是《一个》app的主编，在此前也做过独立杂志《独唱团》;郭敬明是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最小说》《最漫画》的主编;而张悦然是《鲤》系列的主编。

虽然同为主编，但郭敬明走的是好莱坞院线。据统计，中国现有传统文学期刊的全部发行量加在一起，才仅仅能抵上郭敬明旗下5本杂志的发行量，他的公司连年盈利超过2000万，旗下的80多位年轻作家每年为图书市场贡献2亿码洋。

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金丽红说，“韩寒和郭敬明的区别就是一个单打独斗，一个有团队，能够团结一批人在干。”郭敬明通过主办的文学大赛、杂志和身边近10个编辑的选拔青春文学作家，并像打造明星艺人一样管理作家，为他们安排通告，甚至亲自指点如何穿衣打扮。

相比而言，韩寒和张悦然办刊更像是和“小伙伴们”的以文会友，而入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公知韩寒因为在博客上撰写杂文时评，显然比办纯文学杂志的张悦然更有市场和读者号召力。

边缘化文学的突围法则同样适用于艺术圈，一种是走文化产业化、艺术明星化路线，一种是靠艺术之外的个人魅力和社会活动缔造话语权。前者比如频繁参加商演和明星跨界的艺术家，或者干脆创办自己的衍生品公司，后者比如艾未未、邱志杰。

艺术史学者、北大教授朱青生认为，这在艺术史上也是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在央美没有人不知道博伊斯，而提起布罗塔尔斯却没几个人知道，要知道他们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代表欧洲的两大艺术家。那是因为博伊斯在政治上有广泛影响力，而布罗塔尔斯的创作沉浸在艺术本身。”

在召开不久的“马格利特展——图与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朱青生谈到，“今天我们重新挖掘‘图与词’，是因为从艺术史家的角度上，我们更应关注像马格利特、布罗塔尔斯这样在艺术语言上钻研和探索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