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活在西方社会的黄种人的自白

　　我相信，一个艺术家应该多才多艺，能够创作多种题材与风格的作品，一件美术作品应该具有心理学的深度,幽默感和现实震撼力。

　　更换题材、风格如同更换外衣。

　　刚到美国时，受到著名雕塑家摩尔的影响，我创作了一些半抽象的人物，题材多为母子，情侣之类所谓永恒主题。不久我就醒悟到摩尔的“现代美术”已经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后来受到美国陶艺家奥梯欧的雕塑与容器相结合的影响，我也曾创作过一些上端开口的人物雕塑，题材也扩展到太极拳手，体育运动员，舞蹈等。接着我发现这些作品很好卖钱，太甜了，就像一些人见人爱的粮果点心。没有多少视觉震撼力。

　　我是否在逃避现实生活？我想到了成功来自于不断的自我否定， 人们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场合需要不断地更换自己的外衣，为什么艺术家要沉没于某一题材或风格呢？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求变，求新，推崇发明创造新的时代。

　　从“达达派”说起，

我经常将美术欣赏比作品味食物，一个民族的美味佳肴也许是另一个民族的毒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我们刚到美国时对某些美术派十分排斥。

　　有一次在美术史的课堂上，那位教师解释“达达派”。“达达”原是随意从词典挑出的一个毫无意义的词语，那是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

　　“达达派”的发起者是几个战争逃亡者。他们将随意的拼贴画或现成品称之为“艺术”，实质上是对战争频繁，“高尚的西方文明”的极度嘲讽和批判，有着深刻、积极的意义。“达达派”在战后曾在柏林、巴黎等地十分流行。

　　“达达”是一种荒诞，然而世界大战中造成成千上万的生灵涂炭和财产损失不是比“达达”更荒诞吗！达达艺术家正是要借用荒诞来唤醒人们对战争罪恶的认识！”那位教师一番话使我从此对西方的“颓废”、“没落”的文艺艺术刮目相看。

　　“达达派”的非理性对超现实主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超现实主义是20年代中期在欧洲兴起的美术流派，脱胎于“达达派”，受费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梦幻心理学”的影响，超现实主义作品通常以描绘人的潜意识，梦境，幻觉等场面著称，其格言则是“美术的结果来自异类对象的撞击”。

　　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描绘梦境的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和玩耍观念游戏。颇有插图风格的比利时画家让内?马格里特(Rene Vagritte)。超现实主义自六七十年渗入美国陶艺界。从安纳森“恐怖美术”、吉荷利的“青蛙世界”到德?萧的“步行者”，这些陶艺有及其作品在现代陶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发掘人的潜意识，例如：梦境、幻觉，错觉、恐惧，淫猥、迷惑、挫折、异端、暧昧等反逻辑，不合理的思想过程，展现非理性世界的生机蓬勃场景，这一世界的“真实画面”无疑能唤现代生活的心理压力，成为现代社会有效的“心理解毒剂”。

　　我的创作探索

　　1995年春季，我开始创作“手和脚”系列。“恐怖艺术”的领袖安纳森是我最崇拜的现代陶艺家之一，我喜欢他那富有机智的构思，以及幽默、荒撩、嘲讽的创作风格，欣赏他那“震撼术”魅力。我创作的“手”系列中，将手指改变成四肢或脑袋。例如交叉着中指和食指原意为“祝您走运”，可是两条高举的小腿和隐隐约约的小脑袋，则隐喻挫折或挣扎。“大众语言”是众所周知“世界语言”。在那高耸的中指下面射藏着一颗夹在两脚中间的脑袋，见不得人的行为，见不得人的脸。

　　文人学士往往喜欢用“鸟瞰”来形容居高临下，俯视一切的感觉，而我却常常自贬身价，以“蚊视”的仰视角度来创作人物形象。我想象：在蚂蚁的眼睛里，人一定是庞然大物，人的脚是那样的巨大，人的躯干和头部更是耸入云端，高不可攀。

　　借用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我创作了“脚”的系列，在这个系列作品中，落地的那只脚都十分大，超到上部就显得越小，使作品在透视关系以外视觉上的幽默感。

　　有一次，我去探访美国著名陶艺家内格尔，我对他的一些容器造型很有兴趣，特别是有一件作品壁上带有一件圆孔。圆孔中悬挂着一滴鲜红的釉珠，我问他有什么方法控制温度，让这釉珠悬挂在中间没有掉下来，他告诉我，“这是假的，”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不用说，这釉只是表面一层而已，中间应该是泥土。

　　受到雪景中山崖上冰柱高悬，地质学中岩洞里的钟乳石、石笋等景观以及内格尔的作品的影响，我曾创作过的两件半抽象的人物作品。我将半抽象的人体上“悬挂”了许多粗细长短各异的泥条，釉烧以后，这些作品就像火山爆发以后被熔浆凝固的一对“海枯石烂”不变心态的恋人。

　　安纳森在美国现代陶艺史上具有国宝级大师的地位，我的一位以前的美术老师曾教导我：“你是站在巨人的肩上，你的高度就可以超越巨人。”安纳森是我心目中的巨人，渺小的我单臂倒立在安纳森的头顶上。这就是我于1997年创作的“我和安纳森”。

　　安纳森曾经创作过许多自塑像，其中一件作品左耳上沾满了鲜血。在我的这件作品中，他的左耳也是血迹斑斑，我的高耸的脚丫上也是血迹斑斑。血迹好像在诉说人生一种挣扎与搏斗的经过，同时，这件作品也是我既自卑，又自大的矛盾心理“野心勃勃”的真实写

照。

　　1998年夏天从中国回来以后，我开始创作“破损的壶”系列。我借用了传统茶壶的造型，保留了茶壶的元素；如壶嘴，把手，可打开的壶盖。我在壶的外表塑造了一些人物，并刻制了许多裂痕不仅是对壶的实用功能的破坏，也象征着对壶的文化传统的破坏。我试图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羁绊，突破东西方化的界限。

　　我曾因病住院，亲眼见过邻床的病人从挣扎绝气的过程，也梦见过如灾难影片中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场面。

　　我塑造的人物中有刚出生的婴儿，有死者的骸骨，有伤残，无奈的女子，有挣扎、搏斗的男士，有平庸，渺小的百姓，有比例悬殊的大脚，大手，象征着要权势无边的巨人，同时，似乎是一些人物破壁而出，一些人物破壁而入，或者说是有一股力量从内部瀑发出来。

　　据说陶瓷起源于盛放水或食物的容器，广义地说，住房，汽车，甚至我们的人体都是一种容器，我的“破损的壶”是一种人生的借喻，譬如生命与死亡，搏斗与消沉，成功与失败等诸因素的总和。

　　生活在西方社会的黄种人

　　我是谁？我应该表达什么？这是美国许多艺术家必须面对的课题。美国现代陶艺的题材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其中有个人情欲的发泄，有种族、女权、人权的诉求，有反对战争，保护环境等内容。也有对社会现象的批判等等。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生，成工、工作了三十六年，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就学，生活了十年，曾几何时，我一觉醒来，从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国民变成了西方社会的少数族裔的一员。和许多华人一样，我以接受美国文化，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为奋斗目标，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我也当上了美国人的老爸（我女儿在美国出生），但是如何在两种文化中平衡？如何在新的子女认同中华文化？如何在陶艺作品中表达自己的困惑，或保留自己的面貌？

　　我希望能在艺术领域中成为一个世界籍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