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因支持“中国旧戏”招致鲁迅讥讽

十年过后，胡适为何“退步”了？

在“新文化运动”早期，胡适与鲁迅对中国传统戏剧的观点比较一致，都认为应当同中国旧文学一样，加以彻底革新，他们都推崇西方话剧的表演形式与思想内涵。1918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易卜生专号”（第四卷第六号），充分表达了胡适等对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西方话剧体系的推崇与倡导，更进一步将所谓“中国旧戏”推向了时代的对立面。但十年后，胡适似乎又与这一初衷背道而驰，转而特别支持“中国旧戏”。

这一戏剧性的转变，当然招致了鲁迅的讥讽。的确很难想象，写出过《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的胡适，会倾倒于中国古典戏剧的舞台下。更有研究者据此指出，鲁迅与胡适最终分道扬镳，正是因为在是否支持梅兰芳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根本分歧；从此“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向相反的两翼发展，一翼向左，成为革命文艺；一翼向右，成为自由主义。

无须多言，以梅兰芳为焦点，鲁迅与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种种观念之争，注定是要成为思想史上的一桩“学案”的。那么，胡适与梅兰芳的交往，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二人保持着一种怎样的人际关系呢？

《胡适日记》四提梅兰芳

其实，从胡适知道梅兰芳之名开始，就并没有把他看做是那种顽固守旧的“中国旧戏”的化身；况且梅兰芳改良京剧的举措与成果举世皆知，胡适本人也深表赞赏。胡适没有把梅兰芳作为“戏剧进化史”的古老标本来研究，而是颇有些友好往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使不算亲密，也至少可算作友朋之列。

《胡适日记》中提到“梅兰芳”的有四处，一是“1928年12月16日，梅兰芳来谈，三年不见他，稍见老了”；二是“1930年7月25日，梅兰芳先生来谈在美洲的情形，并谈到欧洲去的计划。我劝他请张彭春先生顺路往欧洲走一趟，作一个通盘计划，然后决定”；三是“ 1930年8月24日，见着吴经熊，他新从哈佛回来，说，美国只知道中国有三个人，蒋介石，宋子文，胡适之是也。我笑道，‘还有一个，梅兰芳’”； 四是“1930年10月13日，下午见客，顾养吾、陈百年、梅兰芳、冯芝生、王家松”。除此之外，还有一篇用英文写成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这篇文章的出炉，不但见证着胡适与梅兰芳的交谊，也是对其十年前的“中国戏剧改良论”的某种微妙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