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君子——竹的自喻与隐喻
君子——竹的自喻与隐喻
黑格爾说東方的哲人,没有精密的思辩,而我們理解東方的哲人,說的很簡洁,所謂的言簡意賅,或者是濃縮的精華,西人思辯之滔滔,那只是一種稀釋,其實他們也可以以精簡的語言表達他們想說的東西,這種分别源於東西方哲人對於語言与現實差别的理解,還有語言歧義性,不同之人對語言感受能力的分别。
事實上東西方的人對於人生的比喻上,有諸多是相一致的,比如罗曼罗蘭筆下的米開朗基羅,在一个夜晚工作,戴着紙扎的帽子,上面立着蠟蠋,方便騰出手來工作,瓦薩里去看他時,蠟蠋掉下來而熄滅,引出一段米公對人生与死亡的說辭,他說人死,就象剛才那個燭滅,我們只要想一想李白的〝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便知東西方的人只在相貌肤色上的偶爾分别而巳。
當我們讀西人滔滔的文辭說静躁,比如苏珊·桑塔格,我想如記要住她說過這一段話,我想到的是〝鳥鳴山更幽。〞否則我會忘記她說過這些。現代的國人,把一段精譬的東方哲人語写一段充満羅輯的長篇大論,這種古今合作文字,大概可以与西人著作相抗衡了。
徐渭不是畫家,若不算其幕府工作的經歴,他應當是文學家,除了《四聲猿》、《金瓶梅》,他還有《徐文長集》,《闕篇》両種,收集了他的大部分詩文,引得陶望齡,袁宏道諸人讀後擊掌,敬佩其才華,他的繪畵,与蘇子同,無意如佳,自然當時的賣相也不好。因此我們說他的水墨畫,必須跳出繪畫本身,從文學的髙度來談論他們,发掘這些繪品的文學性,進而深入其哲理性与象征性。
我們繞開他的葡萄,石榴,談論他的竹,芭蕉,梅,還有与這些象征性的物象相伴的石,石本身也是有靈性之物,暁石者莫如米癲,如其岳丈与兄弟,有血肉与靈魂的一個存在。我們古代那時并無象征主義的詞,當然也無印象主義的,但東方的芸術,却有這個現實的存在,比如沈括在《夢溪筆談》芸繪部分談到五代董巨的畵,近視不辨何物,逺觀却気象清晰(大意),後來宋郭熙又繪一日四時之景於廊廟之障壁,這個可以稱為印象主義風格的繪品事實上已經存在,我們今天只是從文字記載的尋找中确認它。
東方繪者的所繪物象皆是超時空的,他們是隱喻的,象征的,哲理的元素,這個可以追溯到王維,大家知到雪里芭蕉的绘画故事,這種与四時陰晴不相干的超時空的物象元素,也包括雪景本身皆成了象征与隱喻的對象。這些水墨意象元素經歴宋元的蘇轼,文同,倪瓚,柯丹丘,趙孟頫等人的努力,到明之徐渭這裡,又得到暴發性的發展与推進。
顕然,我們讀徐渭竹,蕉,梅,石之類的作品,不能再象讀一幅牡丹圖,從一猫之眼珠一線而判定為正午之景,我們觀徐渭之《芭蕉梅石圖》与《竹石圖》及相類繪品時,不必再說這是冬春之交之景,這種与自然景観相左的芸術意象,只是一個永恒的存在,無関四時,只在象征,隱喻与哲思。
我們把竹的意象從畵中剥離出來,以竹為中心來談文人繪畵的前世和今生,最先谁畫竹,或為何畫竹,這個歷史不會很清晰,但我們可以從竹林七賢開始,雖然這不是芸術,事實上也算芸術:“行為芸術”的古老東方形式,晋代的人物風流,也可以說是從幽篁丛裡這種背景中展開的,竹与賢人,君子,胶合在一起,成為歴代文人君子的象征意象,也許應當從斯滋生而來。
在宋代,不只是文同,蘇軾也畵竹,而且他特意用朱色來畵,其目的是强調芸術,水墨的竹不是自然的生活的竹,它們只是文人筆下永恒之物,并且是心靈的載體。
雪中芭蕉,不可能之可能。一日在花園見數園丁拖一車被砍數本芭蕉,想起佛家空之隱喻,但雪景因芭蕉之存在亦幻化成虚無,非現實之景觀,而是一種金剛不壞的存在,如火中蓮花。
竹林七賢,人与木幻化為一體,君子之喻順理成章的事。此岸之梅,冷香成為通感幻覺,亦成為永恒的存在,太湖奇石,清逸的附體,与蕉竹梅融合胶着成特别的境界与空間。
那位孤山林處士對於鹤,以子稱之,對於梅,以妻稱之,從輩份上說,梅在其心中的地位高過鹤,梅還是植物,鹤是動物,此岸之梅雖可開三度,亦是玉碎之物,塵世之花皆不實,而彼岸之梅却是永生。(首图为徐渭《竹石图》藏于北京黄楷夫工作室)
(家林论艺)
微信公共号:雷家林书画
后援单位:北京黄楷夫工作室
广州梁慧强公共建筑美学工作室
(欢迎更多资助者加盟)
(原创文字作者系网络艺评家,诗人,书画家)
雷家林水彩画《猫-双娇》